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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的，干脆一不住，二不休，一改就是七、八岁，甚至上十岁。这样一改，有兄弟姊妹的，便出现哥哥小于弟妹的了。　　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只是，把官场的改年龄，与改革扯到一起，似乎有些牵强。对我的看法，朋友却不以为然。朋友反问我，那你说什么才叫改革呢？当是有人认为，现在实行的游戏规则，对发展或某些人的利益不利，尝试着去改变。任何改革的背后，其实都是利益二字。从商鞅、王安石，到戊戌七君子，改革，哪个不是利益调整。有大权的调整大利益，小权的调整小利益，原理都是一样的。掌握大权的人，笑掌握小权的人，为了一些也许在他们看来的蝇头小利，干些小改小革的事，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朋友说，就说这改年龄吧，虽然我也不赞成，但是我也理解。你想，一些人在领导岗位干了多年，除了当官，别无它长，既不能做工经商，种田打工，也不能像你们一样，可以上网写文章。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全部价值体现。在位的时候，他们掌握住许多社会资源，可以支配。经常差三遣四，呼风唤雨惯了，突然叫他下来，适应吗？别要笑他们觉悟低，小见，其实，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觉悟。《劳动法》明明规定，男60岁，女55岁退休，没有规定谁是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可是，权大位高的，就可以干到70岁，甚至更大。既然权大的可以改变法律，权小的为啥不可以改改年龄？　　我明白了，利益决定改革的取向和态度。但是，明白归明白。并不是一切明白了的事情，就可以坦坦荡荡，心安理得，明明白白地去做的；尤其是改革，这个玩利益魔方的游戏，往往暗藏着许多难以捉摸的玄机与危险。君不见，商鞅气势如虹，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着实为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谋了一把利益。可是，当保守势力复辟时，这一切功绩都是以车裂作结。倚仗着光绪帝气息奄奄的圣威，戊戌七君子雄心勃勃，在百日维新中，几乎每天都要颁布一条变法诏令。可是，慈禧太后一政变，这些诏令几乎就成了一纸空文，七君子的头颅，则成了变法祭坛上的祭品。翻开历史，改革者的旗帜，似乎都写满了血祭二字；改革，本身就是一部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　　当然，流血也罢，断头也罢，改革照样在进行。这既是利益重整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就像女人的分娩，明明知道要流血，要疼痛，仍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条血与痛的路上接踵而行。不难设想，如果从混沌初开的那天起，这世界就没有改革，完整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生活将会是怎样。我们应当还居住在山洞或树上，天天含毛茹血，撕食着生的鱼或猎物；结绳记事，钻石取火，徒步当车，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交往方式；我们仍循规蹈矩，在孔孟之道的伦理纲常下，维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不敢再往下想了。我理解了改革，理解了那些产妇们，她们的伟大，她们的献身精神。为什么明明看见有人在产床上痛苦挣扎，仍不断有人从容走进。　　产妇是伟大的，母亲是伟大的，改革是伟大的。现在，坚持天不变，道也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人，也很难找了；相反，改革成了一个很褒义，很开明，很进步，很时髦的词。坊间有说法，改革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为什么要装？因为这一装，不仅装进去了一种褒义，开明，进步和时髦，还装进了掌权者的心事和期望。何况，现在再也没有了商鞅车裂和七君子那样断头的风险。据一位江苏来的朋友讲，他们市里最近在8名县处级干部任用上，进行了一项众口难调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选拔方式。由过去的组织考察任用，为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二是突破年龄。由过去的45周岁以下，放宽到50周岁。三是突破身份。不局限于公务员，不是公务员的，中选后可依法转变身份。　　倡导这项改革的领导，讲了许多这次改革意义深远。大概意思是，这是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的需要；是充分发扬民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大胆创新；是重规则，身份，年龄，又不唯规则，身份，年龄的具体体现。许多人曾深深感动，为领导的胆识和魄力；特别是一些在传统规则之外，对升迁已失去信心的人。他们仿佛在漫漫长夜行走，满眼迷惘，不知方向，突然发现一颗耀眼的启明星，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考察，通过，公示，任用，一切似乎都在合情合理，规范有序地进行。然而，当最后的结果揭晓，人们似乎才明白了什么。原来，在改革中脱颖而出的，大都是几个主要领导的老俵舅子亲信朋友。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则，他们实在没有合法的理由，跨入这道高高的门槛；改革，却给他们搭建了一架登天的云梯，合乎逻辑地，堂堂皇皇地。情况被反映了上去，上边派来了调查组。调查的结论是，这次的公开选拔，确有不完善之处。但改革中的问题，只有在改革中解决。在没有新的、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之前，此项改革暂缓再进行。　　也有人说，那向上反映情况的信，其实也是领导暗示亲信写的。原因很简单，改革就允许探索，允许不完善。只要没有真凭实据营私舞弊，谁会处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领导该办的事，已在改革中完成。领导也没有心思，让这个撕开的口子永远张起，真的要破格提拔那些与己无关的人。

　　娃娃们却一直站在柳树底下仰望，看着树上砍柳条的男人，似乎是羡慕似的时不时舔一下自己的舌头。这些孩子都想爬上树去砍柳条，大人不让，就都眼馋地站在树底下观望。等大人们抱起柳条快走光了，就开始央求树上的男人，让给他们砍一些粗硬的枝条。男人一般都会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拣树上能砍得动的粗枝条都砍下来给他们。男人知道这些娃娃要枝条的目的，无非就是做树皮喇叭吹，而要是不砍给他们，他们就会自己爬上树去砍的，这得让大人多担心。于是，这些孩子就在树底下欢呼雀跃的争抢粗硬柳枝。有些贪婪的就抢得四五根，而抢不到的，就眼热地把这些抢得多的孩子跟前跟后，或许，他们最后会在做成地喇叭中拣自己不中意的送一个给他。

　　走出蓝岛咖啡屋已是晚上十点多。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虽然被城市的五彩霓虹吞没了大半，但能够在异乡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见到，依然有种老友重逢般的亲切。

　　又一个好天气，父亲就找了20来个不错的乡邻，挑水，掺了麦秸，将黄土和成黄泥，再用荆篮子吊到房顶上，一层一层抹了，再盖上石板，不到一天时间，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接下来，又请了木匠，在新房子里面，抡起刨子、凿子、宽斧和锯条，做了门子和窗户，装了玻璃。正月还没有过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来。这时候，白天的阳光热得叫人脱掉棉袄，到了傍晚，细碎的霜花悄没声儿结在了窗玻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