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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座伟岸的山峰,是十九座白州的华表,是十九颗昂奋的头颅,是十九柄希望的圣剑……长风凛冽,天地浩气,英雄洗马,王者会盟,“玉带云”百里出岫,“望夫云”静待郎归……无言的苍山,见证了多少历史的恢宏与精彩,演绎了多少人间的爱恨与情仇。
回头望去,那幢石板房院落上落了雪霰,犹如戴着白花。大姨有好几个孙子孙女,只有两个在村里人口中说是能干的。双手会拨弄。可是如今都不在了。二表哥结婚我还去帮了忙。他的那个儿子小时候特机灵,左一个表叔右一个表叔地叫我。挺讨人喜爱。读书也不赖。呆是家里没钱供他继续上学。前年在山西煤矿死在井下了。同死的还有临村的表弟海娃。年前才把骨架找回来,矿上才赔了七万元。那个特机灵的表侄就埋在路边。我不敢看那新坟。是因为我的眼睛视力不行了,看也看不清。那张娃娃脸。听说他的妈妈我的表嫂疯了。我从他们家门前经过,没敢去看她。
世界在一天天进步,秦时明月汉时关,描绘出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和“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古人活得多么洒脱悲壮;盛唐的生命之花在肥美的仕女身上尽情绽放,后世的哪一个朝代能够有力量来欣赏丰美肥硕的仕女,李白醉酒诗三百,高力士为之研磨,云想衣裳花想容,风华绝代里的美人也有着那个朝代特有的豪迈与气魄。魏晋风骨,建安文章,所以才有青白眼对人的阮籍,才有那人酿酒的鼻祖杜康,醉里光阴长!宋时还有苏子的豪放,江东壮汉,三尺狼牙板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去,千古风流人物”,元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但是由于异族的骠悍血统的进入,从而有了一大批豪放的文学家,到了明清,艺术在一步步地精细华丽,不是说此时没有好作品,《金瓶梅》、《红楼梦》奠定了我国在史上的至尊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风如同世风,一点点地纤细起来。临风洒泪的林黛玉成为国人心中的偶像。
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开奖,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 近日报刊上关于他更是连篇累牍,“文化乡愁”、“中国想象”、“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之类的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今年4月21日的《新京报》上,一位记者在其“采访手记”中这样写道,“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他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这段“惊艳”之笔将大陆的“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 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于顺应潮流。举例来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著名的被称为“血滴子”的杀人利器《狼来了》。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 乡土文学之争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恶名”,开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文坛开始对一统台湾文坛的“横的移植”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他在1972年到1973年间的《中外文学》、《龙族文学评论专号》、《文季》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在这场论争中,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这里无需加以评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而且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大陆”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左倾文艺观“的帽子。所以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一文中指出:“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 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攻击手段,并且与国民党官方、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强调“爱国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紧随其后,余光中在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他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并且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接着,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抱怨台湾的“党治”未免过于松懈,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