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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终于有一次吃到了完完整整的红李子，让我感叹一个人的愿望的实现，有时竟需要很多的外界因素来辅助。那次是姐姐到男方家“看家”，母亲提着一书包红李子带着姐姐去的。我也跟着去了。我不知道姐夫一家跟母亲和姐姐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光顾着从书包里偷李子吃了。到最后吃饭时，我肚子撑得饱饱的，牙齿酸得不行，豆腐都咬不动，于是非常遗憾地放弃了姐夫家的腊肉。

/>我已经陷入。她的长发刮起惊涛骇浪　　我已经陷入。她的长发刮起惊涛骇浪。我不是在被呛死，而是在被饿死。在一起，却一无所获；离开了，又痛不欲生。她是一头理性的小母鹿，拿羞耻压制着溪水汇成的洪流，妄想在背上打包，将洪流囤积。她走了，寒流来了，我的被窝成了冰水混合物。时间丧失了平时的光滑，生出齿轮，卡得我遍体鳞伤。疼痛，成了我等待的唯一幻听。　　农历除夕。华严菩萨圣诞。13点13分。我在涪江边看结冰的太阳，指望她也在看太阳。我的信寄出好些天了，要她在这一刻也看太阳。想象两个人的眼神借道太阳来交融与传达，我有了些微的热泪和慰藉。春天见到她的时候，知道她并没有按我希望地那样去看太阳。我的爱从来都得不到回应，只能靠我在想象中完成。　　春节。弥勒佛圣诞。我游离在家人和酒肉之外，被思念衍生的幻觉带走。明快的寒流在薄阳的掩护下占领了高山、河流和村落。光秃秃的樱桃树上没有春的迹象。椿芽果掉在石板路上，暴露出种子的耻部。桑枝在田埂上颤抖，冻裂的嘴唇凝结着白色的浆痂。麦苗在漂浮着冰渣的水里享受着零度的浸润。我坐在油菜田间，看着肥沃的油菜苗幻化为她的身体，借尚未打开的青色的花蕊幻想她的玄妙。肥壮的花柱和花柱上点点的花蕾诱发了我的欲望。13岁就梦想的快乐依然只能在臆想中单身体验。快乐，这本来是两个青春的身体在搂抱中滋生的水的火焰，现在却只能一个人在闭目中点燃。在我们青春的身体与快乐之间，究竟阻隔着些什么？潮湿的棉絮，生锈的铁，睡眠的马蜂，还是卫道的辞赋？21岁，我要让自己的开放，不能开放在她的海面，也要开放在自己的沙漠。　　诗歌在我的感官里盘根错节，我想抽取一些寄出去发表，又总是力不从心。那些诗歌还是木质的树根或有机物的动物尸体，要转化为石油和煤还需要一些年代。树根和尸体也可以燃烧，但火焰远不及石油和煤的燃烧那样艺术。我所居住的大山之外是铺天盖地的诗歌。朦胧派，海上，莽汉主义，他们，非非主义，撒娇派，新古典，新自然主义……《诗歌报月刊》和《深圳青年报》，北京，成都，南京，涪陵，深圳……北岛正在被pass，顾城、江河、杨炼、舒婷、芒克正在自我分化或作鸟兽散，李亚伟万夏杨黎于坚韩东廖亦武欧阳江河翟永明肖开愚海子西川们在崛起。她回来了，我却失去了欲望。天亮了又黑，我拿粉笔在初中八七四班的黑板上吱吱嘎嘎写个不停。校园通道两旁的冬青树开始发芽，长出一层嫩绿。牛心山上的草开始回春，残垣断壁承袭着六七十年代反传统的风貌。5株宋代的柏树早已得道，春夏秋冬已经拿它们奈何不得了。中国再一次开始反传统，一个叫柏杨的台湾人受到关注，《丑陋的中国人》在肮脏的印刷机上哗哗地流淌。“中国文化”被喻为“酱缸文化”，腐朽到了只能繁衍蛆虫的地步。政治的边缘也在悄然解冻，胡耀邦肯定了扭屁股的迪斯科。春天来了，远远的，我看见了巩固梁和凤翅山上的野花，洁白或粉红，鲜亮，但略显柔弱。　　我看不见价值。我个人的价值。世界的价值。但作为一个中学的团委书记（准确的说是常务副书记，书记由一个党员教师兼任），我不能站在主席台上说出自己的迷惘与虚无。我的话语的基调必须是“前我”的。人生是积极的，世界是进步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我的“前我”（不含手、湿疹和自卑）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正果，积极但却盲目，乐观但却无知，上进但却肤浅，容忍但却奴性。确切地说，在“后我”没有诞生之前，那个“前我”也就是我——一个被塑造的千万个中国青年中的一个。　　我的“前我”最初受到的威胁并非来自我的眼睛和思索，而是来自北岛的诗歌：“世界，我不相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诱发了我生命的怀疑本能，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弗洛姆、萨特动摇了我信仰的根基。现实的层面折射到马克思，马克思受到质疑。我的“前我”有几项关键指标：信仰——共产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价值观——奉献；人生观——为他人活，为信仰活；爱情观——纯洁、高尚。“前我”已经坍塌的诗人S、W的到来，直接掀翻了我的“前我”，我看见我的贴着共产主义标签的脑袋在龌龊、欺诈、混乱的自由市场的阳沟滚动，那些钢铁的意志转眼就被腐蚀泡软。我看见曾经被喻为金库的心脏塞满腐烂的稻草，而昏庸的蛆虫一见到太阳就精神矍铄。温暖与寒流交替，我的“前我”的残身在朦胧诗和莽汉诗的朗诵声中彻底完蛋，眼睛被掏去，鼻子被割掉，嘴巴被堵塞。S、W、雨田，还有萌芽中的阿贝尔，拿出事先备好的刀叉杯碟，开始了美味的宴席。在沱牌大曲的气味里，信仰、主义、道德、责任被刀叉挑起，喂到嘴里，与当时那句最经典的摇滚歌词正好相反：“吃进去的是信仰，拉出来的是虚无。”　　清晨。寒意楚楚。我带领几个团支部书记学雷锋，清扫头天晚上露天舞会制造在小校园葡萄架下的垃圾。露天舞会是自发的，来了很多女青年。电灯是从团委办公室牵的。校长是竭力反对的，说影响教学秩序是小，搂搂抱抱把谁的肚子抱大了是大。我们有一种躁动，不跳像是要死人。收录机是在电教室借的。双卡燕舞牌。“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的沙漠……”磁带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样的舞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区公所和电影院也都组织过。营业所的赵姑娘很漂亮，酒厂的王丽很性感，卫生院的小巫很风流，学校背后后坪生产的周村姑很容易上床。小卖部前面的地砖上有一堆呕吐物，散发着酒臭，都不敢去动。表面虽已结壳，但花生和卤肉依稀可辨。我几乎猜测到了这滩呕吐物是谁制造的，为什么制造。Z和W。W是个教数学的大龄青年，想女人快想疯了，他经常追随陌生女人走很长的路，主动攀谈，但又总是被蔑视。一天他从场镇回来，在叮当泉遇见一个美眉，花言巧语之后，美眉跟他到了他的寝室，美眉给了他地址，问他借了钱。几天之后，当他坐几个小时的班车找到那个地址时，压根就没那么个人。Z教高三物理，暗恋他的得意门生，魂不守舍，爱在床脚放半瓶沱牌或柳浪春。我睡觉前上厕所要经过他的后窗，总见他自斟自酌，像是有浇不完的忧愁。有时便敲开后门，陪他喝半斤。他要借酒浇灭的忧愁是我们共同的。　　天天都是太阳。我在太阳里越来越焦躁。太阳的质感好比年前干枯的花茎草茎，粗糙易碎。被蒸发了一冬的水分还在被蒸发，大地和植被变得愈加干燥。春天在慢慢卷曲，裂出深深的血口，却没有点滴的血可以浸透出来。野花本是要开的，却干在花枝上，花枝也干枯了。草芽本是要长出来，出类拔萃的，却又缩回了母胎。该青的山在有过嫩绿之后，又恢复到了严冬的枯黄。还有那些坡地，在慢慢蜕皮。我是可以尽情享受水的，不管是来自团结沟的自来水，还是叮当泉的古泉，还是日渐污秽的涪江水，但我却同样在感觉干渴，感觉蜕皮。是什么在从我身体剥脱？是什么在从我的爱分离？我在洗衣台上让自来水把头淋湿，我感觉我有许多的部件需要润滑、需要粘连。　　我谋划着离开。我选择了三个地方：岷江河谷的映秀湾、广东的增城和新疆的和田。三个地方都有熟人，正在帮我跑关系，过去还是教书。我在大扫除扬起的漫天尘埃里对她说我要离开这里，离开她。她望着我，继而低头，揉着辫子说：“你这是何苦呢？哪里都是地狱！”她的话让我震惊，一个16岁的女生，舌头已经触到了地狱的肉馅。我笑笑，沉默了。我已经坍塌，新生的我又是用地狱的残砖断瓦垒砌。凯尔泰斯说，我们不能在自己被奴役过的地方品尝自由。　　过去，她一直是漂浮在我的存在中的扁舟（也可以是木筏，但我偏爱扁舟这个意象），我试图抓住她，抓住她的腰带（也许她的腰带非常地牢靠），爬上去。我的存在一直都呈现出颤栗的沥青的状态。高温。沸腾。恐惧。不是被虎豹追逐，是被死神追逐。我知道，22岁的我距离死神还有足够的距离，但在我的感觉中时间已经被粗大的注射器抽干，承载我们的躯壳不及薄冰，绚烂多彩的22岁与死神不过隔着一个露水闪耀阳光明媚的早上。对时间中个人事件的凭吊和对庄子“朝生夕死”的体悟让我始终对存在保持着神经质的不必要的警惕。而今，种种迹象表明，她并不愿意做我的诺亚方舟，救我于虚无的水深火热。她的长发和脸庞一直都是我眼中的风帆，她的幼稚神秘的胸乳和腰身一直都是我感觉中的甲板。我已经呛水，且还在呛水。我周身乏力，呼吸困难。我摸到了她的船舷，她没有伸出手来回应，也没有踹上一脚，让我跌入地狱。不知面对我这样一个蜉蝣，她在想什么。我预感到她不是那个愿意牺牲自我而搭救我的女子。无论我怎样挣扎，她都只有一句话：“你这又是何苦呢？”她更像庙宇中的观世音。　　复活节。整个下午我都在巩固梁的草坡晒太阳。把自己掩藏在深深的枯草丛，我感觉到真的泯灭。存在的泯灭，爱的泯灭，宇宙的泯灭。我本来是该躺在青草坡的，因为春旱，才躺在了干草坡。我的眼前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理。龙门山。江油关。明月渡。邓艾伐蜀的古战场。巍峨的凤翅山，嶙峋的巩固梁，奔腾的涪江，当年的马蹄声、嘶杀声不绝于耳。后来氐人盘踞，筑城建国，把血腥的幻影留在了热烈的空气里。我看见结满种子的殷红的狗尾巴草，它们的殷红是一次次血染的结果。旧庄，何家坝，桐子梁，叮当泉，落河盖，牛心山，这些沾满历史尘埃的名字，让我寂寞地茫然。我愿意跟随黑格尔逃离历史的茫然，去到形而上学的几何的刀刃。《美学》的规则也隐含着背叛，抽象就是干燥的4月的阳光，使形而下的石片、茅草、桐树、牛粪、残坟凸现。我的肉体，我的必将腐烂的肉体以及与肉体不可分割的欲望，到底符合哪一条原则？　　有人在山脚喊我。是Z。后面跟着从川西平原入关的诗人S和W。我看不见他们军挎里的刀叉。他们以尼采和叔本华的名义已经分吃了我的信仰、道德和理想，还指望蚕食我的什么？我跑下山，与S和W拥抱，我的骨子里有一种渴望被彻底蚕食的冲动。S的歌唱得好，W吉他弹得好。他们在锅炉房旁边的竹林弹唱。“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熟悉的旋律……”爱情爱情爱情……啤酒啤酒啤酒……呕吐呕吐呕吐……之前，S和W拿出刀叉，也递给我一副，要我把她交出来。他们了吃“前我”还嫌不够，还要吃她。她可是只有一个，还不曾有前后。教物理的Z拒绝了他们的刀叉，他说他习惯了用筷子。Z不知道尼采，Z只晓得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以相对论维护了Z使用筷子的权利。那天晚上，我最终没有交出她。她不是我的，她永远都不会是我的。他们一点不肯信。　　收到来自映秀湾的信：“映秀湾不是天堂，你那里也不是地狱。”写诗歌《歪帽子》。我们这里有个说法：“歪戴帽子斜穿衣，长大不是个好东西。”

…我想，有了这样功底深厚的演奏，难怪纳西古乐会这样名扬九洲了。　　与纳西古乐一起扬名四海的，是丽江大研古乐研究会会长宣科先生。早在1986年，宣科先生就以音乐专著《活的音乐化石》即《音乐起源于恐怖》一文轰动海内外。音乐起源于劳动，这是多少年来都没有异议的观点，宣科这个不同寻常的命题，让世人刮目相看。宣科先生是一个怪才，是一个音乐大师。但是，在宣科的生命中，曾渡过了28年的监狱生活，可能是28年的监狱生活修炼了他，出狱后，在地区中学任教，退休后，他一潜心研究音乐，并对音乐产生了极好的感悟。宣科把自己的音乐天赋全部倾注到了民族音乐的研究上，纳西古乐，白沙细乐，纳西窝热热等等，他都潜心研究，并成果卓著。可能是上天的安排，让纳西古乐和宣科结上了不解之缘。宣科加盟纳西古乐研究会以后，他利用自己熟悉音乐，熟悉英语的有利条件，把纳西古乐介绍给外国人。到丽江听纳西古乐的外国人，如果不听到宣科的解说，那也是一大遗憾。如今的宣科，就是纳西古乐的代名词，一把打开纳西古乐的钥匙，一个解开纳西古乐密码的神奇人。纳西古乐不老，宣科也就不会老，宣科已经年到七十，但还有一颗年轻人的心，看到他，他总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走在丽江古城，他还和青年人一样穿牛仔裤，穿花格衬衣和花毛衣。当然也有第二种声音，也有人说宣科疯，说宣科狂。真的，宣科是“疯”，是“狂”。但话又说回来，宣科不疯不狂，丽江纳西古乐到今天还不一定为外界所了解，她可能还要养在“深闺”无人识。让我们都重新认识一次纳西古乐，重新认识一次宣科。　　也就是这个宣科介绍给我，在丽江纳西古乐队里，有一个赶马出生的八十元老，他就是赵鹤年（赵应仙）先生。赵老在古乐队里拉琴，是乐队里的“八老”之一，过去是穿越丽江和西藏茶马古道的“藏客”。在纳西古乐队里有一个老马帮，外地人会感到奇特，在我，好象是在意料之中。我写《丽江马帮部落》，在丽江第一个个马帮部落里，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纳西古乐，而纳西古乐队里有一个老马帮，更让我产生了写一写他的念头。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朋友陈杰一起到了古城，找到了纳西古乐会，了解赵老的家住在哪里。古乐会里只有宣科的夫人在，我们向她打听了赵老先生的电话，还问赵先生白天到不到古乐会里来。她说，老先生白天不来，要到晚上才来。于是我们走出了大门，用手机拨通了赵老的电话。电话马上就通了，听得出来，接电话的是一位老者，一个慈祥的声音。我问，是不是赵鹤年先生，先生说是，并说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向赵老先生的家走去。古城是一个迷宫，在古城里，找一家人非常难。我们根据宣科先生的夫人的指点和赵老先生在电话里指引的方向，一直向古城东南走去。一直到了文智巷的时候，我们碰到人就开始问讯。在巷子里，大都是一些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不知道赵老先生的家。走到巷口一个小卖店，我们见一位老者在门口扫地，便上前去问老人家。我的经验是，在古城里问路，问老年人最奏效。一问老人，老人说，赵鹤年先生他知道，问我们要找赵鹤年有什么事。我们说明了来意，说找赵先生是想要了解古城的马帮。旁边就有人说，你们找古城的老马帮，何不就问你们眼前的人，他就是马帮。恍然大悟。一问，原来开店的老人就是丽江古城赫赫有名的赖耀彩家“仁和昌”总经理黄嗣尧先生的儿子黄钟杰先生。黄先生说，李旭写《藏客》的时候就曾经采访过他，他的照片登在《藏客》的第53页。　　我们就坐在黄先生的店前聊了起来。黄先生生于1920年，已经是80岁高龄，但精神还好，家里的店前店后都能帮忙照应。黄先生的父亲黄嗣尧，是赖耀彩家在丽江开的“仁和昌”的总经理，也是丽江古城相当知名的人物。黄钟杰老人，也由于父亲的带领，在“仁和昌”做过事，并在藏区康定帮“仁和昌”分发货物，管理马帮，一干就是五年。黄先生说，他对西藏和康定等地不同的藏语发音都十分熟悉，因此，做起生意来也得心应手，所以，也深得赖家的信赖。我和陈杰还在黄先生路边的小店门口了解一些丽江马帮和永胜马帮的事，对我写丽江马帮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没有想到的是，正在和黄先生交谈的过程中，赵鹤年老先生也从巷子里走出来了。黄先生马上为我们作了介绍，赵先生身材高大魁梧，飘然的长胡须，目光炯炯有神，气色相当好。赵老先生说，他在家里等了好久不见客人来，怕客人找不到他家里，所以就到门口来看一看。我们听了了十分感动，就马上给赵先生让座，接着请两位老先生给我们介绍过去赶马做生意的事。（图106）赵先生的爷爷赵怡，伯父赵育杨就是丽江古城有名的马帮。赵先生20岁时，就继承了前辈的事业，开始了马帮生涯。十多年间，他踏着前辈的脚印，来往穿梭在滇藏茶马古道上。他在德钦生活了四年，在拉萨的日子也十分长。他还随马帮到过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的加尔格答。和赵鹤年先生交谈，觉得赵老先生说话举止十分儒雅，初一看，不象是赶马人。这让我们深深地感到，在丽江的赶马人中，也不乏知书识礼之人。问起赵老先生，他在赶马时是不是也演奏纳西古乐。他说，演奏纳西古乐，要有一个特定的“场”，要有一帮志气相通的人，才能演奏出她的神韵。在赶马路上，大家人心惶惶，没有演奏的意境，也就不可能演奏纳西古乐。但他在赶马路上看了许多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书籍，他都随时带在身上，到了雪山高原，在帐篷里，在牛粪火旁，打开书看了起来，马上进入意境。现在，赵老先生在家里赋闲。家里的孙子，在丽江古城里开出租车，完全有能力抚养老人。但到了晚上，赵老先生还是到古乐会去演奏纳西古乐，演完就回家休息。纳西古乐有益于身心健康，她需要演奏者身心投入，虚怀若谷，一场纳西古乐演奏下来，神清目爽，心地高雅，所以，老人十分乐意到古乐会里去演奏。　　对于赵鹤年先生，我觉得他赶马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赶马人，能和一种高雅的音乐联系在一块，这才真正要让我们去感悟一辈子。

　　午后，阳光尽情地挥洒着它的热量，挑逗得沐浴在暖阳里的人们喷薄出一种蠢蠢欲动的亢奋。